“辛卯元宵杭州钱王祭”仪式在杭州钱王祠五王殿前举行。钱氏后裔们于2008年恢复举行已中断上百年的“元宵祭钱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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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汉东
5月12日,杭州市举行关于吴越武肃王钱镠墓盗掘案件情况通报会,此事引发各界关注。所幸的是,盗掘的175件文物已全部被追回。
钱镠(852年-932年)是五代吴越国国王,是江南文化的奠基人,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缔造者,也是繁华的长三角地区的创建者。1089年前,钱镠谢世后安葬在他的出生地临安钱王陵。
唐五代和南宋时代,是江南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钱镠对江南文化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宋朝出现的百家姓中,“赵钱孙李”,钱氏排名第二大姓,绝非偶然,也是后人对吴越国创建的江南文化的认同。据史料记载,隋末唐初杭州户籍仅15380户,至五代吴越盛时激增至10万余家,50余万人,增速之快,为中原和其他九国所难以企及。今天我们在杭州看到的保俶塔、六和塔、雷峰塔、灵隐寺,上海的龙华塔、方塔,苏州的虎丘塔等都是吴越国时期建造,为江南文化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
钱镠极富远见卓识,生前立下“遗训”“八训”等,教育子孙谨记。尔后演绎成为今天《钱氏家训》,先后列入上海和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在钱氏家训家风影响下,近代钱氏“人才井喷”,中国著名科学家中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文化学者钱穆、钱玄同、钱锺书,外交家钱其琛、钱复,生物学家钱煦,诺贝尔奖获得者钱永健,英烈钱壮飞,“比利时的中国母亲”钱秀玲等,都是钱镠的子孙后代。
布衣崛起,乱世称雄
晚唐五代十国被宋代史学家称为“乱斯极矣”,当时藩镇割据,战乱相续,灾荒频仍,北方十室九空,“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江南大旱,饥人相食”。钱镠就生于其时。父亲钱宽,母亲水邱氏,一家以农耕打鱼为生。
临安有一座小石山,山上有一块石壁光滑如镜,故称石镜山。相传其他孩子照镜,并无异样,唯独钱镠照时,出现头戴冕旒,身着蟒衣玉带的汉子。我应邀为此山题写山名,巨石重达80吨,今恭立在山前。
钱镠生长在农村,七岁时接受启蒙。但他生性好动,让他规规矩矩潜心学习,并不乐意,勉强读完了基本课程。但他天资聪慧,文思颇佳,诗书文章皆能融会贯通。世人以为钱镠乃一介武夫,胸无点墨,这是大大的误会。钱镠作诗行文,书法绘画,都有几分灵气。只是时值乱世,尚武更为实用。在临安县城之北的茅山,常有乡勇在此操练。钱镠及一群小伙伴常来这里观看士兵们使枪弄棒。钱镠身子比一般孩子要强健,膂力过人,对武艺又有着特殊的天赋,因此,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帮孩子的首领。
钱镠16岁就弃学贩盐。当时贩私盐是官府禁止的,也因此利润极高。唐末兵荒马乱之际,作为长子的钱镠铤而走险,糊口养亲,因而熟知民间的疾苦。21岁,钱镠投身行伍,“骁勇绝伦”,胆识过人,武艺高强,受到了石镜镇指挥使董昌的重用。879年,黄巢起义军进犯临安,钱镠以少敌多,巧妙地运用伏击和虚张声势等战术,阻吓了黄巢军的进攻。880年,唐朝内乱四起,为保护地方安定,董昌、钱镠联合各县民团,建立“八都军”,并将八都军逐渐培养成嫡系部队。董昌缺少远见,昏庸残暴,野心日增,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叛乱后,僭位称帝。
895年,唐昭宗封钱镠为浙东招讨使,讨伐董昌。钱镠起初感念董昌提携之恩,犹豫不决,当董昌联合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偷袭苏州、杭州,才使钱镠下决心攻克越州(今绍兴)。董昌在被押赴杭州途中,投江自杀。从此,钱镠基本控制两浙。897年,鉴于钱镠讨伐董昌有功,唐昭宗特赐“金书铁券”,免其本人九死或子孙三死。这尊铁券经宋代陆游、明代刘基等人题跋,还呈宋太宗、宋仁宗、宋神宗、明太祖和清高宗等五位帝王御览,成为国宝,现保存于国家博物馆。900年,为了表彰钱王的功绩,唐王朝派人取钱镠画像,悬于凌烟阁。其副本一直由钱氏子孙珍藏,由于年代久远,原件残破不堪,清代裔孙钱泳请人临摹,今摹本藏江苏常熟市博物馆。后梁龙德三年(923年)册封为吴越国王。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北宋欧阳修曾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1947年应浙江省教育会等邀请,作题为《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的讲演,他指出:“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雄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北宋时杭州有‘东南第一州’之誉,绝非过当。”此言极为精辟,道出了钱镠在杭州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钱镠平息战乱后,维护地方安宁,建立吴越王国,定都杭州。今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附近,在当时只是一片沼泽地,农民开垦的田地常遭水患,加上政局动荡,民不聊生。907年至932年,钱镠在位期间,对杭州先后进行3次扩建,大大拓宽了杭州城的范围,杭城留下的“百井坊巷”,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凿的,故俗称“钱王井”。钱镠同时发展经济,扶植农桑,将杭州建成了“富甲一方”的“人间天堂”。
但世人也许有所不知,正是钱王的仁慈和贤明,才使西湖化解了一次“千年之劫”。据传,当时中央政府准许钱镠造一座王府,风水先生认定填了西湖造王府,是最佳选址,这里风水好,有王气,钱家可享有千年江山。但钱镠坚决不同意,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我还要王气干什么?”他不但没填西湖,还设置了7000名“撩浅军”,专门从事西湖等水道的疏浚工作,以保持西湖水域的清澈,后人用“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诗句赞扬他。
原本对此说我心存疑惑,甚至认为是好事者的杜撰。后来读了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的《西湖梦寻·钱王祠》时,才知道这则故事是有出处的。张岱是位严谨的学问大家,他的话是比较靠得住的。他写道:“时将筑宫殿,望气者言:‘因故府大之,不过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肃笑曰:‘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为!’”这话令人感佩,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啊!后人为纪念钱王,在西湖边上建起了钱王祠,并撰文书碑,颂扬功德。
宋代之后,凡是在杭州做过官的,无不对钱王赞颂备至。表忠观始建于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表彰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清代以后称钱王祠,康熙、乾隆两帝在此留有“保障江山”和“忠顺遗庥”等御题。西湖景观“钱祠表忠”,表明杭州百姓对于钱王功德的永世不忘。钱王祠内立有苏东坡所写的《表忠观碑记》,它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名碑,我年轻时曾临摹过。碑文叙述了吴越国三代钱王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五代时期,消弭兵戈,让百姓安居乐业,最终纳土归宋的事迹。《表忠观碑记》云:“天下大乱,豪杰蜂起,方是时,以数州之地盗名字者不可胜数,既覆其族,延及于无辜之民,罔有孑遗。而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碑记表达了杭州百姓对钱王不谋私利,保全西湖,怀有永远的感恩之心。
千年之后,我作为钱王子孙,应邀为湖北东坡赤壁题碑曰:“为纪念苏轼诞辰980周年而题:‘浪卷矶头,叹一江逝水;文雄千古,看百世流芳。’丙申仲春,余应湖北省文物局之邀,访中华名胜东坡赤壁,了却多年心愿。苏公道德文章独步天下,在朝廷为民众争利,处江湖替社稷分忧,乃士大夫之表率也。嘱余题词并书。诸暨学人钱汉东谨记。”这也算为钱家人还了东坡的千年人情。
苏州园林于五代吴越国时盛极一时,南园、沧浪亭、虎丘塔等名胜均为吴越国时期所建造。“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就将苏州赞誉为东方威尼斯。这些典雅园林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钱王对苏南重镇苏州十分重视,派出他的第六子钱元璙(公元886-942年)驻守。钱元璙父子统治苏州60年,颇有政声,特别是苏州园林建设,泽被后世。史书记载他“俭约镇静,郡政循理”,使苏州人民安居乐业。《吴郡图经续记》说元璙“好治林圃,釃流以为沼,积土以为山,岛屿峰峦,出于巧思,求致异木,名品甚多,比及积岁,皆为合抱。亭宇台榭,值景而造,所谓三阁、八亭、二台、龟首、旋螺之类”。
钱元璙任苏州刺史30年,组织了营田军,人数达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当时苏州的水田是全国最好的,曾受到宋人范仲淹的赞赏。苏州城原为春秋时吴王阖闾所筑,系土城,时已残破。钱元璙发明用夯土墙外包砖建城墙,雄伟挺拔,美观典雅,此发明造福于后世,后世建城广为采纳。
保境安民,发展农商
五代十国,军阀纷争,割地自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唯有吴越国国王钱镠独具远见卓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如善待唐末诗人罗隐等,成为千古佳话。他采取了“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之明智策略,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
钱镠缔造了吴越国,他具有平民和皇家、武将和文王的双重特性,又兼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领导力和执行力,从水利到营造,从佛学到印刷,多有独到的建树。他不参与军阀混战,而且对内统治相对廉洁清明;他利用吴越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不失时机,与民休息,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他把放宽经济、繁荣经济作为城市发展的根本,在内政基本建设上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修筑海塘和疏浚内湖上。
钱塘江的水患,是困扰杭州发展的关键。钱塘江潮水,汹涌澎湃,潮头既高,冲击力又猛,两岸的堤坝,总是这边才修好,那边又被冲坍了。钱塘江潮水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面对潮水之患,钱镠决计要根除之。910年,钱镠上书后梁朝廷,指出“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虽值干戈扰攘之后,即兴筑塘修堤之举”。他下令调集数十万军民,在钱江北岸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会战,从六和塔一直到艮山门,筑起了一道长达338593丈的捍海石塘。这些工程在前几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得到证实。他又派士兵清除江中的大礁石,方便船只来往,增进了与契丹、高丽、日本、南洋等地的通商。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民间给他起了“海龙王”外号。钱镠根治了钱塘江潮侵之患,还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此外,他还重点抓了疏浚西湖、太湖、鉴湖、南湖和东钱湖等工程。
上海为吴越国辖区,属秀州府(嘉兴)。现今闸北的走马塘,古名钱溪,就是当时吴越撩浅军自苏州到松江开凿的大片水利工程之一。自吴淞江经封浜,穿越南翔、小南翔、墩前、大场、江湾,北抵薀藻浜,长达40余公里,便利舟楫,有利于地区的农业经济,并由此组成古代上海地区的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四大名镇,使百姓过上了平安幸福的生活。当时吴越大地成为近千年来中国最富裕的地区,由此也奠定了长三角地区经济一直领跑全国的历史基础。
这次被盗的钱王墓中有不少秘色瓷。钱王利用浙东上林湖精良的制瓷技术,将烧制的秘色瓷,除供自己使用外,还作为结交中原、称臣纳贡之物品。这在新旧《五代史》《宋会要》等典籍中都有详细记载。吴越国王自宝大元年(924年)起,派遣使臣向后唐进贡,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仁宗忠懿王钱弘俶纳土归宋为止,明确记载贡品中包括秘色瓷器就有12次之多,仅宋朝建立后10余年间,向宋廷贡越窑青瓷达17万件之多,可见数量之大。
唐代秘色瓷的诞生,将传统的越窑青瓷艺术推向完美的境地。唐朝茶圣陆羽将越窑青瓷位列榜首,称其为“类玉类冰”。新中国成立后,为弄清秘色瓷,考古专家先后在吴越国王钱氏故里临安等地,认定钱氏家族及重臣的墓地出土了一批青瓷,推测这可能是秘色瓷。但真正的秘色瓷究竟如何,始终是个谜。直到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开启,佛祖舍利震撼世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874年)的“衣物账”石碑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写明这就是秘色瓷器,是唐懿宗所供奉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专程赴法门寺考察,那里展出的五件秘色瓷,令我眼前一亮:釉层柔和淡雅,瓷质细腻,匀润如玉,清澈碧绿,犹如宁静的湖水,美妙无比。难怪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瓷》中写下“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传世佳句。
《钱氏家训》,家国情怀
近代的钱氏杰出人物,不少在国内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熏陶,又到西方接受现代科技文明的教育,具有一流的眼界、开阔的胸怀,他们站在世界科技创新的前沿,领引着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同时又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为人类科技文化的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钱氏院士达200多位,分布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几乎每个领域都有钱氏杰出人物,令世人赞叹。
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钱”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杰出人物。钱学森1955年10月回国,当时正在筹划中国科技发展纲要,不少老科学家反对研究原子弹、导弹,认为这是大规模杀人武器,我国经济困难,没有实力研究那些东西。这时“三钱”联名写信给中央,指出中国不但要搞原子弹、导弹,还要搞氢弹。此举得到陈毅元帅的喝彩,也得到了周总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许,将他们敬称为“三钱”。“三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力排众议,筹划了具有56项科研项目的科技发展总纲,并建议确定6个紧急启动项目,即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通信和自动化技术。这一远景规划确立了年轻共和国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为祖国撑起一片安全的蓝天。在“实力决定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三钱”在给国家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个时代的自豪感。
在文史方面,钱氏大师级的人物也不少: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锺书、钱仲联、钱谷融等学者,都是站在世界学科最前沿,为中华文明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钱永健,是钱王第34世孙,从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引人瞩目。钱永健的哥哥钱永佑是神经生物学家,曾任斯坦福大学生理系主任,在海外学术界的名气比钱永健还要高。2011年,拥有美国四大科学院院士称号的钱煦以及其弟钱复等三兄弟回杭州、临安认祖归宗。钱煦对我说:“有一年,钱永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看照片,他给我看了1个多小时的照片,都是关于杭州钱王祠的,这是一件很稀罕的事,因为以前我们见面只谈学术。钱永健说当初是为了完成老母亲的心愿,陪她来了趟杭州,结果感触非常深,就推荐我一定要去杭州的钱王祠看看。”
《钱氏家训》是我国第一个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家训。《钱氏家训》源于钱王的家训和遗训,钱王力主“务实,创新,开放,爱民”,不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后代的要求也非常严格。钱镠临终前曾向其子孙留有十条遗嘱,这个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努力奋斗。《钱氏家训》集儒释道之精华,内涵丰富,影响巨大,分为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这部家训可谓微言大义,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