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故司徒范阳王墓砖刻“飞天”

魏故司徒范阳王墓砖刻“飞龙”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涞水人手中购得两块青砖。一块上有篆书阴刻“魏故司徒范阳王墓”，正面是阳刻“飞天”。这“飞天”昂首向前，手擎一束花朵，身上衣服袖凌空飘起，若神若仙。这种图案在中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它与《中国美术全集》的扉页“敦煌飞天”非常相似，只不过范阳王墓的砖刻头小向前，“敦煌飞天”的头稍大回首而已。另一块砖上刻有阴文“魏司徒范阳王太和二年故”，砖侧刻阴文“范阳王墓”，砖的正面是阳刻生动翱翔一条飞龙。有意思的是，这条飞龙的张口处还有一条活生生的小鱼。

古范阳即今定兴县，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地。范阳古县郡文化底蕴深厚，燕国黄金台、战国荆轲渡、北齐石柱、元代慈云阁等均在此地，还有蒯通、祖逖、王实甫、薛论道、鹿传霖、张秀中、孙健等许多可探讨研究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是河北梆子的发源地。研究起来很有意思，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它会丰富我们的生活视野。

“飞天”是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说法。在此之前，中国战国时期甚至更是就有人类升仙的场景，多在墓的壁画中，象征着墓主人灵魂能羽化升天。在唐藏《金光明疏堡》中说：“飞行云中，神化轻举，以天为仙，亦云飞仙。”在中国，道教对“仙”更是广为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曾经把壁画中的“飞天”称为“飞仙”。在敦煌的壁画中，光有飞天的形象就有4500个。“飞天”的故乡在印度，但是敦煌的“飞天”却是印度与西域文化、中原文化的融合体。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中国的道教、儒教相互影响，使“飞天”的发展变化更加艺术化、形象化，所以专家们评论中国艺术家创作的“飞天”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敦煌壁画建于先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实为前凉张天锡太清四年。它开始就是西域石窟与中原宫阙建筑结合的新形式。著名敦煌艺术研究院长段文杰在其著作中称“北魏孝文帝改制时期，穆亮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出任敦煌镇都大将。孝昌年间(公元525-527年)，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带来了中原佛教艺术。敦煌石窟受到太和改制以后龙门、云冈传自南朝‘秀骨清象’造形的影响，太和以后，佛教艺术传播的方向有所改变，原来从西向东，现在从东向西，即从中原向敦煌、向西域，敦煌出现了一批新的洞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段先生提到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佛教艺术的传播不再是由西向东，而是由东向西的传播，特别是南朝的“秀骨清像”的艺术造型的影响。

我们再看范阳王墓“飞天”造型的作品，面部的“秀骨清像”就比较明显，敦煌“飞天”的日臻成热，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进一步与道家的神仙思想、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相结合。从敦煌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和隋朝五个时代中可以明显看出，太和改制以后的南朝画风迅速对北方石窟壁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但出现了传统神话题材，而且人物造型上还出现了陆探微一派的“秀骨清像”进入敦煌石窟，到北周亡，在这六七十年时间里，中原风格与西域风格并存，风靡全国，成为南北统一的时代风格。

中原风格，是指顾恺之、戴逵、成于陆探微的“秀骨清像”一派南朝风格。这时的“飞天”造型，通脱而生动，潇洒飘飘欲仙。而北周、北魏、吐蕃时期以及隋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面部显得呆板和肥壮，有的全身裸露，绝没有《中国美术全集》扉页和范阳王墓刻“飞天”的那种造型美，那种飘逸飞动的绫带艺术感染力。《中国美术全集》扉页所选“飞天”，正是南朝“秀骨清像”这一代表作，与范阳王墓砖刻“飞天”异常的相似，其艺术价值可窥一斑。

(作者为书法家、作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