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高收入经济体持续紧缩导致全球需求减少，许多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都遭受了比中国更为严重的影响。例如，巴西的GDP增长已大幅放缓，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11年的2.7%，甚至到2012年仅有0.9%；同期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从10.5%下降到了3.2%。

　　此外，受2008金融危机影响，许多存在结构性问题的高收入新工业化经济体(NIEs)也不能幸免。韩国的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6.3%降至2011的3.7%及2012年的2%；与此同时，台湾经济从10.7%下降到1.3%，新加坡则从14.8%直坠到1.3%。

　　有鉴于此，2010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放缓显然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及周期性因素引起的。面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应当且可以采取反周期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以维持7.5%的增长率，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毕竟中国拥有很高的私人和公共储蓄，外汇储备超过3.3万亿美元，并有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潜力。

　　事实上，由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国依然能在未来许多年保持8%的年均GDP增长。当然，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效。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一直在技术和产业领域走在全球前沿，而这需要他们投资于昂贵和高风险的本地研发工作。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现有的行业在全球前沿中总体还算不错，它们受益于“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可以通过模仿和进口来实现，以及与现有的技术和产业整合。而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投入的研发费用较发达国家更低。

　　理论上，任何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从而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而实践中的问题则在于能快多少。对此，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所领导的发展委员会就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3个充分利用自身后发地位的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实现了7%或更高的GDP年增长率——至少两倍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

　　1979年后，中国成为这13个经济体之一。而该国的后发地位正好解释了其33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所以要了解未来进一步快速增长潜力的关键，就在于估算今后还能存在多大的后发优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和整体工业技术成就，也是估算后发优势的一个有效标示物。也就是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GDP差距，集中反映了它们在总体技术和工业成就之间的差距。

　　根据已故的经济历史学家安古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6725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1%。这差不多等于1951年美国与日本、1967年美国与新加坡、1975年美国与台湾、1977年美国与韩国之间的差距。而这四个国家和地区正是发展委员会研究的13个成功的经济体中的4个。利用后发优势，在20年间，日本的平均年增长率飙升至9.2%，新加坡8.6%，台湾8.3%，韩国7.6%。

　　如果说亚洲四小龙和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应的后发优势使得其在20年间实现了7.6%-9.2%的GDP年增长，那么类似的，中国在2008-2028年间每年的增长潜力应该是8%。而为了将自身的后发增长潜力变为现实，中国首先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各种结构性问题，并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