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竹立家，1957年8月生，1993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1年在韩国行政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做公共管理专业博士后研究，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历任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满州里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挂职），现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学术著作著有 《悄悄的革命》、《文化与超越》、《道德价值论》、《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国外组织理论精选》等。

　　按照中共十八大报告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确立改革的具体行动规划和实施方案。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如何进行重启改革的战略设计？我们对三中全会和今后的改革前景应该抱有何种期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

　　长期关注现实问题和改革走向的竹立家认为，未来30年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以“公正”为核心价值重构改革话语，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感到尊严、幸福和安全，最终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文明走向的一个重要选择。

　　中国进入“双型转型期”

　　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中国经济时报：历史充满群星闪耀、狂飙突进的时刻，也有万马齐喑、民生多艰的痛苦年代。从较长的历史背景看，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是在一个伟大时代的门槛上吗？

　　竹立家：当今世界文明又处于一个重大的“文明转型期”。新的文明向何处去，如何从一个“不确定性”状态中发展出一个“确定性”的未来，人类需要价值重构和制度反思，需要高超的智慧打破习惯性的“价值迷思”和“制度依赖”。这就是说，人类文明现实的“建构”和“解构”还处于一个过程之中，处于发展之中。这意味着某些人的“意识形态终结”的童话已经“终结”，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形态”生死攸关的竞赛还在进行之中，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还在重塑之中，我们被抛入一个全新的“境况”之中，我们进入一个“风险文明”时代。

　　与人类“文明转型期”同步，中国也进入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这就是说，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转型就意味着不确定和风险，特别是未来5到10年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013年将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有可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时间窗口”，未来五到十年乃至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战略将通过这次会议来确定。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我认为，对风险社会的理论解读，必须摈弃空洞无物的理论敷陈，摈弃教条主义对现实的“超现实关怀”，把改革与发展的谋划真正放在现实的维面上。因为现实是“质朴的文本”，只有对现实文本的正确解读，才能真正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方略，才能不错失改革良机。

　　中国处于一个“双型转型期”：人类文明转型叠加中国社会转型。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风险性，需要我们在理论建构、价值重塑、制度改革上显示出高超的智慧、坚强的决心和社会的良心。转型就意味着不确定和风险，特别是未来5到10年的改革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在“风险文明”和“风险社会”相互叠加的状况下，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政府责任重大，领导者将是关键角色。

　　从现实的角度讲，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深层结构和现实表征。深层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的“结构性紧张”比较突出：首先是“利益结构的紧张”，主要特征是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文化结构的紧张”，主要特征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导致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失衡，这种状况致使社会危机向个体危机的加速转移，使个体成为激化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引爆点，社会极端事件频发；再次是“价值结构紧张”，在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下，主要特征是传统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等多元化价值的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的基本价值虚化和人的行为失范，导致社会虚无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人们没有了正当的价值追求；最后是“制度结构紧张”，主要特征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结构性紧张，由于经济学的霸权主义，经济成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这种状况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间的相互协调成了问题，制度间的冲突比较严重，制度组合淡出了改革战略的视野，从而严重地制约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向深层次挺进。

　　由于深层的社会结构性紧张，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步入“风险社会”：第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这种状况导致改革与发展效率大打折扣。政府公信力下降必然造成治理能力和成效的下降，我国未来的改革、发展、社会稳定等，都面临着严峻考验，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花更大力气强化政府自身建设，坚决地反对腐败和特权腐败，通过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相关联，一些公共机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部门、组织、公共机构，以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为重，把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置国家、民族、人民和党的利益于不顾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食品安全事故、拆迁事故等。一旦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状况，社会治理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政府自身建设首先要注重领导班子建设，抓“一把手”，防止把公共机构变成家天下，一个老鼠真的可以坏一锅汤，要抓组织的正向激励机制建设、责任机制建设和群众监督机制建设，真正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第三，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国外的思想家是出思想的，比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等。现在我们研究问题，好多部门的领导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基本上是顾左右而言他，脱离现实地进行自我“精神操练”，漠视社会现实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理论不是观照现实，而是关注政治风向，结果只能是制造大量的理论垃圾，于现实的改进毫无补益。不能只有一个人在说真理性的话，其他人只对真理性的话做注释。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我们的理论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有关。

　　第四，主体意识的崛起。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主体身份建构”的时代。俗话说：“形势比人强”，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中国社会传统的一致性正在向现代的多样性转化，特别是微博出现后，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见解，都在寻求身份的表达和自我表达。80后、90后的主体意识比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强得多。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表征。可是，很多人认为出现不一致会把社会搞乱。古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说和谐，就是承认多样性，只有多样性才能出现和谐。

　　改革面临五大挑战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腐败问题趋于恶化；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信任出现危机。

　　中国经济时报：关于转型艰难，唐德刚曾有“峡谷”的比喻，而汤因比更将转型成功与否，作为文明兴盛、衰落和消亡的分水岭。中国30年高速成长之后，“奇迹的另一面”也正在显露。在您看来，我们面对的关键难题有哪些？

　　竹立家：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是非常严峻的，具体来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现实存在着五大颠覆性问题或战略性问题，是我们在谋划未来五到十年改革所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关键现实问题。

　　第一，贫富差距持续扩大。2000年，我国的财富分配是“二八开”，即20％的人占有80％的财富，80％的人占有20％的财富；2010年一个联合调查显示，我们的财富分配变成了“一九开”，中国现在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分化过大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公开表明：社会主义是一个较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公正的社会。

　　第二，“三农”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在抓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的法律成本、安全成本、财政成本都很高。“三农”问题搞不好，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隐患。

　　第三，腐败问题趋于恶化。现在的反浪费也好，改作风也罢，都是治标不是治本。我认为，先治标后治本，就是先止血后治疗，这是正确的。可怎么止血呢？各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向中央常委学习，公开家庭信息，主要就是三样：有几套房子，妻子干什么，孩子做什么。不要光把党章、社会价值挂在口上，要落实在行动上。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后，首先改变作风，反对特权，抑制公款吃喝，已经初见成效。

　　第四，就业问题非常严重。我国每年约有700万大学毕业生，近800万职业院校毕业生，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年均增加500万。按照我国每年8％－10％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的就业能力大约是900万－1200万人。每年几乎有一半的人不能就业，要直面这些问题，采取解决措施。

　　第五，社会信任出现危机。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首要的软实力，也是国家和民族尊严受尊重的根本标准。目前，我国的社会信任度下降，社会交易和安全成本上升，有人说，目前社会是啥都靠不住，人与人之间正在失去最基本的信任，领导靠不住，同事靠不住，老婆靠不住，儿子靠不住。这话恐怕太邪乎，但不少人却在理论上认同它。还有毒牛奶、地沟油等，诸如此类，已经形成了一条相互伤害的链条。

　　改革亟须战略转变

　　改革重点应实现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未来5到10年，乃至未来30年，中国应从哪些方面切入来规划改革大局呢？

　　竹立家：中国未来的改革要迈上一个新台阶，跨入一个新阶段，从宏观层面来看，改革应实现四个重大战略性转变：

　　第一，改革重点应实现从经济体制到政治行政体制转变。中国改革的重点要转移，要健全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权力结构。过去30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体制性改革。中国没有解决的体制性问题是政治行政体制，要以公正为中心，重构中国改革话语。要实现社会公正，权力配置是关键；而在权力配置中，人民群众必须占主导地位。

　　第二，尽快完成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转变。社会现代化是一个过程，现代性是一个结果。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一个以社会主义“现代性为中心”的中国梦。根据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观点，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初级现代化阶段。这一阶段社会利益比较一致，改革容易达成共识。到了人均GDP4000－6000美元，就进入中等现代化阶段，利益出现分化，改革难以达成共识，这一阶段又被称为发展陷阱。而跳出发展陷阱的唯一路径，就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6100美元，“十二五”期间能不能跳出发展陷阱不得而知。可以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面临3种发展前景：越过陷阱，进入一个稳定性的、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掉入陷阱，社会崩溃。倘若社会崩溃，谁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止步不前，由此引发 “道德虚化”、精神麻木及社会弱智化。

　　第三，从工业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变。未来30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转型期，我们要实现从生产型经济、资源型经济、加工型经济向技术型、环保型、休闲型、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关于这一点大家基本有共识，我就不多讲。

　　第四，从管理层垄断性权力到公民协商性权力转变，即实现从官本位或“权力本位”社会向“公民本位”社会的转变。说到底，就是要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真正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每个人的尊严。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按照温家宝同志曾讲的给老百姓五权，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的阐述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央也出台了“八项规定”等举措，在转变作风、反腐倡廉等方面也有新的动作。这在人民心中引起了新的期待，国内、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讨论。您觉得中国未来社会的愿景应该是什么？

　　竹立家：实现中国梦的标志，就是建立一个人民幸福和有尊严的社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社会。未来30年的改革，就是要真正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要求，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公正的”良性社会运行机制。我们知道，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体发展的终极目标。幸福不是一个对象性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幸福是一种持续、稳定的感觉状态，这种感觉状态只能存在于关系中。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个具有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建立一个高信任度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人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长远目标。

　　从哲学角度讲，人有三个最基本的规定性：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偶然性。美国有位哲学家讲过，裹尸袋上没有口袋。在世的时候，我们浑身都是口袋，贪婪的人装、贪、偷、拿，恨不得把这个世界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死了以后什么也带不走，一个口袋也没有。所以要做有意义的事，要学会自尊与尊重他人，要做负责任的人，要与人为善，要认真理解幸福的真谛。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征程，提出了中国梦，社会主义社会的“合理化过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幸福的角度讲，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和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这也是幸福生活的终极的指向。因此，未来30年的改革，其终极价值主要是从制度安排上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包括良好的人际环境，使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每个人都感到温馨和安全。

　　中国经济时报：历史上的三中全会使人浮想联翩。您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期待能在哪些领域取得突破呢？

　　竹立家：确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会议，是确定改革与发展方略的会议。处于社会重大转型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应该是一次从整体上、全局上、价值导向上部署未来改革与发展战略的重要会议，是坚持改革与坚持开放不动摇的会议。政治上的反腐和政府自身建设、经济上的调结构、社会建设与民生发展、在新的国际关系形势下的和平发展等，都会纳入我们的战略视野。总之，改革必须立足现实，解决现实发展中所提出的问题，秉持“社会工艺学”的态度，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运用改革的手段，认真负责地一件一件做好，逐步使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现实，使社会主义现实趋向理想。（记者 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