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黄志凌

    我国在过去30年里采取的各项战略举措与我国自身条件以及所处发展阶段是相称的，使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已经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按照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发展至该阶段时，可能会面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曾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一些国家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我国当前情况与世行报告中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提高弱化了我国在低端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在科教以及企业研发上的投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要想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获得全面的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经济系统中的各项矛盾也日益突出，例如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矛盾、经济增长与资源限制的矛盾等。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二战”后的案例主要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东南亚各国以及南非、叙利亚等。这些国家很早就跨过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后长期陷入其中，绝大多数至今还未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而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相对较少，国际上公认的也就是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新加坡、我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少数几个单一城市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保持了快速发展，并很快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用时多在15-20年间）。

    当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我国有能力、有条件成功跨越，但应着重避免两大误区。

    （一）应避免在经济增速方面陷入误区，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且须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GDP增速目标的盲目追求是导致中国当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只要能保证一定的就业水平，经济增速即使下滑到5%甚至3%都是可以接受的。近几年，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政府的主动干预下，我国GDP年度增速已经由高峰时的14.2%（2007年）一路下滑至7.7%（2013年）。从国际上的经验教训看，这种趋势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非利事，经济增长不能过早失速。

    日本大约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197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94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1]，当年的194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1972、1973年前后。在这期间，GDP增速年均为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8.5%、1961-1965年年均9.8%、1966-1970年年均11.5%，1971、1972、1973年分别为4.7%、8.4%、8.0%。在整个跨越中等收入的过程中，GDP增速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速度很快，尤其相对于我国当前7-8%的速度，要高一些；第二，速度并未见大幅降低，直至1970年（此时已经非常接近跨入高收入阶段）都呈现出高增长态势，最后两三年虽有所降低，但1972、1973年依然高于8%（见图1）。真正意义上的GDP减速并没有发生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发生于成功晋升高收入国家后，1974-1980年日本GDP年均增速降至3.4%。    

    图1：日本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2：韩国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韩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它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而后于1990年人均GDP增长至5770美元（按照相关测算[2]，当年的5770美元大约相当于2010年的10501美元），也基本上具备了高收入国家的条件，而正式晋升高收入国家则大约在90年代中期。在这近20年时间里，韩国GDP增速年均达到8.6%（剔除1980年，该年度韩国发生光州事件）。甚至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1998年金融危机除外），直到2003年后增速才出现显著降低（见图2）。

    图3：巴西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图4：阿根廷历年GDP同比增速（单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明显不同，它们的经济增长过早地出现“刹车”。泰国于1988年前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当年GDP增速甚至高达13.29%。但好景不长，该数据1991年便大幅降至8.56%，1996年更是降至5.7%，随后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经济一蹶不振。巴西在1968-1974年维持了年均11%的高速增长后，1975年前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随后在1981年GDP出现负增长，此后经济增速再未出现“高光时刻”（只在1985年、1986年短暂出现过7.95%和7.99%的“较好行情”），1981-2000年GDP年均增速仅有2.1%。除了速度较低外，巴西经济还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见图3）。另一个南美大国阿根廷经济波动性则更大，1970-2002年期间，经济增速高的时候能达到12.67%（1991年），低的时候甚至负增长10.89%（2002年），直到2003年后才走上正轨（见图4）。增速波动对经济正常运行损害较大，增长无法获得持续性，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的快速下滑或大幅波动会破坏市场信心，造成悲观预期，投资、消费趋于保守，失业问题、财政问题、社会问题可能接踵而至，改革空间被大大挤压，形成经济发展“陷阱”。保持一定的平稳的经济增速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障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即使从数据上直观地分析，也是如此。我国于1997年前后告别低收入来到中等收入阶段，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6560美元。即使维持人口规模不变，世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12616美元）也不变，在未来年均7%增速下晋级高收入国家也还需要10年时间，8%增速下需要9年。从国际经验来看，以这样的时间长度晋级高收入国家是合理的，而如果速度再下滑，则可能出现较大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除了保持一定增速之外，在这一过程中，须特别重视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间的关系，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向集约型转变。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脱节，生产要素价格被刻意压低，企业主动投入资源用于技术研发、改进和创新的动力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数量、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粗放增长，最能代表产业竞争力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指标尚未建立起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前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配合强大的政府计划能力容易形成快速投入和产出，从而大幅提高经济增速，有利于经济起步阶段的早期积累。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种方式面临技术、资源、环境等一系列制约因素，不可持续。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介绍，2012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同时，创新能力不足，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减弱；土地资源被大量浪费于低端产业，粮食安全保障难度加大；水资源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下一步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应当是构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依靠优化生产要素组合，通过技术进步、提升劳动者素质、提高资本、资源、设备的利用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其实质是降低单位消耗，提高产出增加值。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十分关键。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深思。战后日本依靠“有计划的的资本主义体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到70年代初，这种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表现出高耗能、低产出、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特点，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1974年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出现负增长，而也正是这次危机促使日本经济转型，企业开始认识到节约、控制成本、提升效率的重要性。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十年间（1975-1984年），日本成功完成了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和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型，石油使用量减少了19.8%，而GDP却增长了43.1%。

    为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升增长质量，还须扭转各级政府片面追求GDP的做法，可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考评体系中纳入环境影响、创新性、投资效率等经济质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