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您是因什么机缘走进晋中，走进乔家大院的呢?

　　朱秀海：大家都知道，作为部队作家我一直在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能够写《乔家大院》，还真是偶然，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旁逸斜出。2003年，我写的《军歌嘹亮》在央视播出，因为一种特别的机缘，应一位老大哥的邀请，来到了晋中，来到了乔家大院，了解晋商，见到了许多晋商研究专家、文史专家，譬如胡育先先生、赵荣达先生、武殿起先生、范维令先生，他们帮我打开一扇晋商之门，开始了解乔家大院，了解晋商，汲取营养，获得信息，并从这里开始思考乔家大院、晋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

　　山西晚报：现在很多人都视您为晋商“代言人”了。

　　朱秀海：哈哈，我很荣幸。上个月，《乔家大院》(第二部)在海南万宁的九里凤凰书店也举办了一场分享会，那里应当算是中国最远的书店了吧，我发现那里的读者朋友仍然知道晋商，热爱晋商。14号在乔家大院里举办新书分享会前，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还有比在乔家大院里讲乔家大院更胆大的事吗?”因为在乔家大院，在晋商故里讲乔家大院，讲晋商，毕竟不一样。这里曾经给了我灵感和关于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下去的重大思考，也给了我创作的激情。

　　山西晚报：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乔家大院时的感受吗?

　　朱秀海：震惊。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发展史中，我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叫做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一直都是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在许多时代都是严厉排斥商业活动和商人的，商人的地位不高。山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土地稀缺，很难想象这里的商人居然能建起一座座像乔家大院这样的大院，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看到了“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了解了很多乔家人的故事，比如乔致庸，每逢过年时节，他总是让人赶着一辆载满猪肉和白面的马车，在村子里走，看到过不了年的穷人，就把肉和面放在人家大门口，让人家过年。还有，当时晋商开辟的一条茶路，都能养活十几万人。我们是读书人，对我们这个民族仅仅依靠土地生存的历史是了解的，一旦土地不能养活增长的人口，天下就要大乱。山西也是个土地不够用的地方，但晋商却用自己不同于农耕的方式解决了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问题，这让我由好奇而转向思考，中华民族是不是除了农耕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生存之路。正是本着这种思考，我开始了两部《乔家大院》的创作。

　　两部作品解答不同问题

　　山西晚报：很多人都说《乔家大院》体现了中国商人的天下情怀，现在第二部也出版了，那么时隔十多年，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朱秀海：我同意这种观点。说到天下，都会觉得这是庙堂的事，跟商人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自古至今，我们知道中国人生活得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读《史记》，读《资治通鉴》，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难堪的现实，那就是一旦人口总数越过土地可承受的红线，就会发生动乱、发生战争和王朝更替。中国是有人口土地红线的，西汉时人均要有12亩土地才能活下去，到了隋唐是8亩，到了明清是4亩，一旦低于这个数字，就会有战乱，王朝就会更替，而每次动乱就会消灭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

　　山西晚报：您写第一部《乔家大院》就是要揭露这个现实?

　　朱秀海：这不是揭露，这就是事实，因为到了乔家大院，到了晋中，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下，竟然有这么一帮人，通过经商能积累如此多的财富，而且还能去接济穷人，这很让人震撼。据记载，当时在乔家跑街的有一厘顶身股的伙计，一年能拿到120两银子，而清朝的县令，一年的俸禄才45两银子。当时乔家的东家和掌柜，看到谁家的孩子长到14岁，家计艰难，就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学做生意，就都带出山西，到各地经商，这一个人出动经商，哪怕只做一个一厘股的伙计，也能养活全家。所以山西的商人在农耕时代下，不完全依赖土地生存，在他们富裕的同时，还能兼顾其他民众，他们找到了中国人生存下去的另外一条路，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是值得太多中国人反思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