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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哪个重要?单霁翔说:“传承最重要!”
发布时间:2021-08-12
文章来源:光明网 记者 李政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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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保护好文化遗产,不是把它放在库房里,闲置在人们生活之外,而是应该把它们健康地、有尊严地融入人们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丰富文化遗产的魅力,成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并通过文化、教育、传播,努力不懈地为文化遗产保护建立良性循环的传承。”这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从事多年文化遗产保护的感触和想法。

  记者前几天见到单霁翔,是在光中文教馆的一个午后。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郊区,远离城区的车马喧嚣,宁静中带有些许禅意。或许是基于多年从业经历对行业的深刻认知,也或者是被外界称为“段子手”的自然流露,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交流中,单霁翔言语里带有浓浓的冷幽默,发人深思同时也夹杂着几分综艺感。

  期间,单霁翔讲述了477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和一些代表性的世界遗产整治前后的对比照片,阐释了保护世界遗产的意义及重要性,以及中国自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来,为申遗而投入保护文化遗产时所经历的转折、挑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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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0年代申遗热,到更注重平衡文化多样性

  “文化和自然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单霁翔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签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凝聚着全球力量积极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拯救。他以世界遗产——埃及阿布辛贝神殿为例说,神殿原本因建水库而遭淹没,但在30多个国家通力合作下,将一块块的结构和石料编号,整体迁移至高出河床水位60余米的后山上重建,成为世界文物建筑保护方式的典范之一。

  198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两年后,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长城、周口店、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虽然仅有6项世遗进入保护之列,但对文物保护界带来了各种层面的冲击和启发。

  单霁翔分别以长城和泰山为例印证。他说,过去保护长城的做法是,每过若干年后公布一些保护的新点段,但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张长城作为一个世界遗产,必须完整保护跨越15个省市自治区的长城,保护工作量立即面临极大的冲击;泰山文化以保护古建筑、摩崖石刻及背后山体申遗,成为保护文化和自然景观的双遗产。

  经此启发,1997年,平遥和丽江古城成功进入世界遗产之后,引发一股申遗热。一时之间,70项文化遗产、上百项自然遗产等待申报。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大会明确规定无论大小国,一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面对每年申请世遗数目大幅缩减,单霁翔认为,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样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公平,但为平衡文化多样性,我们还是投了赞成票。

  从2004年起,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遗址,澳门历史城区,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元上都遗址,哈尼梯田,大运河,到当下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陆续成功申遗。单霁翔自豪地说,如今全世界只有中国每年成功申报一件世界遗产,成为全球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

  申遗案中,良渚古城“最动人”大运河“最复杂”

  “每一次申遗,几乎都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单霁翔历历在目。他回忆道,五台山是先花了一年时间,拆除台怀镇几十处的小饭馆、小酒馆,将所有的商业设施退后十里地,建了服务中心后才得以成功申遗;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申报过程中拆迁了少林寺周边一些杂乱无章的武术学校;杭州市政府顶住高地价、高房价的压力,没让任何一个开发项目进入西湖区域,致力保护“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文化景观,坚定不移走向钱塘江时代,赢得世界遗产委员会高度评价,全票通过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每个申遗项目,背后都有一些曲曲折折,其中以良渚古城遗址的故事最为动人。单霁翔回溯:十几年前,良渚古城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乡镇企业、耸立的水塔、印刷厂等。200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三套城墙遗址,推测如果当年一万人施工的话,约需十几年建成,由此可证良渚当时已经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无论组织能力、生产力、文化传播能力均相当强大。

  2016年,良渚遗址周边发现了13条水利工程的遗址,世界遗产大会审议这个项目时,评价它“改写了世界水利史”。后来,在考古学家们支持下,成为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历经十多年保护实践,良渚古城遗址恢复了山形、水系、地貌、文化、景观,2019年终于申遗成功。

  “大运河申遗案最为错综复杂。”单霁翔担心南水北调的中线工程和东线工程对大运河影响甚巨,主动邀请多位政协委员联署提案。在重新认识和梳理大运河历史时,他们发现元代的京杭大运河,前身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运河重点城市除了扬州还有洛阳。过往丝绸之路都说是西安到罗马,其实,无论是汉代、唐代,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从来没有分开过。受此启发,将大运河申报的起点拉到洛阳,和隋唐大运河连在一起,再把浙东运河的绍兴、宁波段也列入其中。

  “申遗过程中,最艰苦的是大运河案,因为它涉及八个省、直辖市、35个地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经过反复交流、踏勘,才确定要保护大运河沿线的自然、历史、建筑、工程、运输、河道、街区、园林、宗教、商业、民居、民俗、生活、生产、艺术、城镇等16种景观。”为此,他们还制订申遗路线图、一个时间结点,并召开一系列会议,邀集水利、交通、农业、发改、财政等各单位给予支持。直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案才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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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宫箱柜文物清理

  申遗不是最终目标,而是更艰巨保护行动的开始

  故宫是中国第一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单霁翔担任北京故宫院长七年多,用了五年时间走完9371间房子。用单霁翔的话说,故宫是世界最大的“四合院”,而他自己,曾是最大四合院的看门人。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不是最终的目标,而是更艰巨的保护行动的开始。”他带领故宫全体员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将几千间房子清理得干干净净,分别归档陈列被遗忘的古文物;地毯式的清除室外杂物、管线、杂草、彩刚房等建筑,以及彻底整理脏乱的西河沿、南大库和内务府三区域。两大清理行动,为故宫今日开放区域达到百分之八十打下扎实基础。

  大刀阔斧清理故宫腾退的空间和系统整理古文物后,单霁翔着手规划家具、织绣等各类的主题展览,重新开放中国最古老的戏楼“畅音阁”,设立故宫文物医院,通过数字化展示和解读故宫传统文化及文物,和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合作推出《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引领人们亲近故宫、走进故宫。

  单霁翔信心满满地说:“我兑现了故宫原院长张忠培‘平安的故宫、学术的故宫、完整的故宫、强大的故宫’的理念,以及他临终前喊着‘拼死了干,为故宫,值得啊!我们将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嘱托。”

  从“保存文物”走向“保护文化遗产尊严”

  “我认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概念不是一样的。”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文化要素,现在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还要保护自然要素;过去文物保护是静态的,比如,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现在这些逐渐成为被研究、被观赏的对象,还要保护那些活态场景,包括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民族村寨等;过去保护的多是一个点、面上的保护,比如,从一座塔、桥或者一座古建筑群,后来扩大到历史街区、历史村镇、历史名城。

  单霁翔认为,过去文物保护多是物质要素,今天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不可分割、互为表里。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我们走过了一条重视物质到重视文化,再到重视精神的保护之路。

  在单霁翔看来,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个观念的变化:一是世代传承性,二是公众参与性。“世代传承性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争论,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今天我们知道保护不是目的,利用也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把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经过我们的手传承给子孙后代,子孙后代同样有权利来保护他们、享用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公众参与性则是文化遗产已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护它不再是政府的专利,也不是文物工作者的专利,它是民众都应该参与其中的一项公众事业,相关部门应该把更多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受益权交给民众,共同保护文物。”

  也就是说,当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成为社会发展的共同记忆,才能惠及更多的民众,让大家在文化传播中受到教育。这样,文化遗产保护才是真正的良性循环。“我们应该为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循环而不懈努力。”单霁翔说。

责任编辑: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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