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第二部《诚忠堂》央视即将播出，编剧朱秀海说：晋商代表中国人另一条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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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晚报：您是因什么机缘走进晋中，走进乔家大院的呢?

　　朱秀海：大家都知道，作为部队作家我一直在写战争题材的作品，能够写《乔家大院》，还真是偶然，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旁逸斜出。2003年，我写的《军歌嘹亮》在央视播出，因为一种特别的机缘，应一位老大哥的邀请，来到了晋中，来到了乔家大院，了解晋商，见到了许多晋商研究专家、文史专家，譬如胡育先先生、赵荣达先生、武殿起先生、范维令先生，他们帮我打开一扇晋商之门，开始了解乔家大院，了解晋商，汲取营养，获得信息，并从这里开始思考乔家大院、晋商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

　　山西晚报：现在很多人都视您为晋商“代言人”了。

　　朱秀海：哈哈，我很荣幸。上个月，《乔家大院》(第二部)在海南万宁的九里凤凰书店也举办了一场分享会，那里应当算是中国最远的书店了吧，我发现那里的读者朋友仍然知道晋商，热爱晋商。14号在乔家大院里举办新书分享会前，我发了一条微信说，“还有比在乔家大院里讲乔家大院更胆大的事吗?”因为在乔家大院，在晋商故里讲乔家大院，讲晋商，毕竟不一样。这里曾经给了我灵感和关于中华民族如何生存发展下去的重大思考，也给了我创作的激情。

　　山西晚报：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乔家大院时的感受吗?

　　朱秀海：震惊。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发展史中，我们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叫做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一直都是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在许多时代都是严厉排斥商业活动和商人的，商人的地位不高。山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土地稀缺，很难想象这里的商人居然能建起一座座像乔家大院这样的大院，它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看到了“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了解了很多乔家人的故事，比如乔致庸，每逢过年时节，他总是让人赶着一辆载满猪肉和白面的马车，在村子里走，看到过不了年的穷人，就把肉和面放在人家大门口，让人家过年。还有，当时晋商开辟的一条茶路，都能养活十几万人。我们是读书人，对我们这个民族仅仅依靠土地生存的历史是了解的，一旦土地不能养活增长的人口，天下就要大乱。山西也是个土地不够用的地方，但晋商却用自己不同于农耕的方式解决了自己和很多人的生存问题，这让我由好奇而转向思考，中华民族是不是除了农耕之外还有另外一条生存之路。正是本着这种思考，我开始了两部《乔家大院》的创作。

　　两部作品解答不同问题

　　山西晚报：很多人都说《乔家大院》体现了中国商人的天下情怀，现在第二部也出版了，那么时隔十多年，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朱秀海：我同意这种观点。说到天下，都会觉得这是庙堂的事，跟商人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自古至今，我们知道中国人生活得并不容易。如果我们读《史记》，读《资治通鉴》，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也是中国历史中一个极为难堪的现实，那就是一旦人口总数越过土地可承受的红线，就会发生动乱、发生战争和王朝更替。中国是有人口土地红线的，西汉时人均要有12亩土地才能活下去，到了隋唐是8亩，到了明清是4亩，一旦低于这个数字，就会有战乱，王朝就会更替，而每次动乱就会消灭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口。

　　山西晚报：您写第一部《乔家大院》就是要揭露这个现实?

　　朱秀海：这不是揭露，这就是事实，因为到了乔家大院，到了晋中，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下，竟然有这么一帮人，通过经商能积累如此多的财富，而且还能去接济穷人，这很让人震撼。据记载，当时在乔家跑街的有一厘顶身股的伙计，一年能拿到120两银子，而清朝的县令，一年的俸禄才45两银子。当时乔家的东家和掌柜，看到谁家的孩子长到14岁，家计艰难，就去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学做生意，就都带出山西，到各地经商，这一个人出动经商，哪怕只做一个一厘股的伙计，也能养活全家。所以山西的商人在农耕时代下，不完全依赖土地生存，在他们富裕的同时，还能兼顾其他民众，他们找到了中国人生存下去的另外一条路，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事情，是很伟大的事，是值得太多中国人反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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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晚报：那么第二部，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朱秀海：我是最不提倡写第二部的作家，但是从当初第一部播出到现在，这么多年过来，我也没想到《乔家大院》的影响会这么大，这么久。有一次去井冈山开会，一位在山里唱山歌的大姐听说写《乔家大院》的作家也在这里，就专门问我：“什么时候写第二部?”十多年来，我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两个问题，“乔致庸晚年积攒那么多银子哪去了?”“乔家的后人哪里去了?”时任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馆长的王正前先生，十多年来始终在鼓励我写第二部，祁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更是为了第二部多次赴北京和我面谈。他们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继续祁县因《乔家大院》带来的旅游效应，同时让我感受到这个写作主题对于今日中国的关注。

　　山西晚报：大家都知道，晋商最后没落了，那么您是以什么精神为主干续写乔家后人的故事呢?

　　朱秀海：晋商是没落了，但是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财富，首先是精神财富。我也是在为第二部的创作进行的采访中偶然知道，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先生居然是最早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以商救国”。我当时很奇怪，乔家当年其实和朝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朝廷倒了，对乔家有什么好处?但乔映霞明白，自己的祖父用尽一生救国救民，最后国家仍然要崩溃，不推翻清王朝，国家崩溃，中华沦亡，乔家也要完，所以他那么早加入同盟会不仅仅为了救国，也为了救乔家。在当时那个年代，像乔映霞这样有着先进思想的商人都明白，商运兴就是国运兴，商运衰就是国运衰。那个年代，商人们首先是被搜刮的对象，而不是像乔映霞最早想象的那样革命成功了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平等的商约。他们遭遇到的是一个非常不适合经济发展的时代，是一个令他们绝望的时代。

　　但晋商的代表人物在这一时期内，仍然承担了自己的天下责任。我一直想在第二部中解答的这个问题——“晋商的银子哪里去了?”——它的答案就在这样的天下情怀中，就在他们在这一时代所做的那些事情中。这个时代逼迫商人参与到反抗新皇帝复辟的革命中，而他们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为了搜刮晋商的银子，出台了用25元旧币换1元新币的方法，但是乔映霞做出了一个几乎算是疯狂的决定，就在兑换日期到达之前，把自己的银子一比一地换回了老百姓的旧钞，让财富回归民间。从推动历史前进的角度看，这就是他这一代晋商的天下情怀。

　　山西晚报：那么第一部和第二部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

　　朱秀海：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主题，在农耕社会之外，中国人早就发现了另外一条生存下去的道路，这就是走商品经济的道路。而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明像乔映霞这样一批晋商当年的思考和判断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有13亿多人口，人均土地只有1.3亩，但没有发生战争和动乱，就得益于我们走上了乔映霞们当年梦想的道路。

　　读书

　　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山西晚报：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的?

　　朱秀海：我当作家，其实最初是部队安排的。最开始我在河南当兵，后来因为会写点东西，当了新闻干事，1977年恢复高考，我特别想去考大学。记得当时我们团住在龙门石窟，看着考古的先生们在石窟里做研究，特别羡慕，所以特别想去读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里的考古专业。可是当年考大学部队只让士兵参加，干部不能参加。当时年轻，跟领导怄气，写了两部小说，结果都给《解放军文艺》刊发了出来，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调到了军区创作室，做了专业作家，很快一篇报告文学又得了全国奖。这在当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不想当作家也不能了，我就这样当上了作家。可是当了专业作家以后，才发现不容易，首先必须读很多很多的书。读书，是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山西晚报：您的经历看似偶然，又似必然，正值高考结束，很多学子的命运或许会发生一些改变，作为成功者，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朱秀海：读书。有一副名联我很喜欢：“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一旦考上了大学，就有时间在学习专业之外大量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我是31岁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办了中国的第一个作家班才上了大学，选修了许多好像和我的职业风马牛不相及的课程。记得我当时还选修了一门叫做《中国历史地理》的课程，它对于我后来写《乔家大院》“货通天下汇通天下”很有帮助。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闲书，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读尽天下闲书》。

　　山西晚报：说了这么多，很想问您，今后还会写一些跟山西相关的著作吗?

　　朱秀海：我已经给山西陆续写了四部戏了。不久前我们在一家大学里跟同学做分享，有位女生开口就说：“朱老师，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我爸爸妈妈来的，他们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乔家大院》第三部?”当时我就说，有没有《乔3》就看大家喜不喜欢《乔2》，如果大家喜欢，我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