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论文贡献率中国第二 “千人计划”功不可没

根据《自然》科学杂志2016年4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高质量科学研究论文的贡献者，仅次于美国之后。且在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只有中国持续保持了两位数的优秀论文贡献率增长速度。

对此，香港《南华早报》认为，是良好的薪资待遇和丰厚的经济补贴，帮助中国迅速打造出一批优秀的科研团队。

报道称，《自然》杂志2010年进行的一项针对科学家薪资的全球调查发现，中国科学家的平均薪资不到4万美元/年，而美国科学家的平均工资则接近8万美元/年。然而现在，这样的收入差距正在逐渐消失。

姚期智57岁就回清华全职任教。

2016年4月，一名中国科学技术部的研究人员表示，海归教授在中国的平均起步工资大约在80万元人民币/年左右，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超过12万美元/年。而且在一些公立大学，科学家每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即可额外获得70万元人民币奖励。

另外，中国在2008年启动了“千人计划”，对于成功入选者提供一次性的100万元奖励，以及至少300万元的科研资金。报道称，中国的这些付出得到了回报，中国在材料科学、工程技术、化学、农业和电脑科学等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都仅次于美国。

据千人计划网介绍，截至目前，“千人计划”已分12批引进6000余名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千人计划”的申报条件之一就是“一般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不超过55岁。”

“千人计划”学者：做科研在中国可以做得一样好

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施一公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他是首位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的中国学者，是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双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

他在2014年接受美国《侨报》采访时表示，“做科研在中国可以做得一样好，再努努力可以比美国做得还好。”

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是第一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2010年，施一公在其博客里写了一篇文章《归来吧，我的朋友们——与海外朋友分享我的归国心路》受到广泛转载。他在博客里这样写道：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清华园读书，最让我们清华学子激励的一句话就是‘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2001年，我和王晓东在赶赴北京开会的飞机上长谈，他讲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话，‘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这句话平平淡淡地说出，却让我心情很难平静。清华园的情景历历在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仍在耳旁萦绕。是啊！我们的小家富足了，可我们的同族同胞呢？对我们寄予厚望的父老乡亲呢？！我出生在郑州，幼年成长在驻马店。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二年，我至今也忘不了小学常识课老师对我寄予期望的目光和对我讲的一句话，‘施一公，以后你可得为咱驻马店人争光啊’。”

“做科研在中国可以做得一样好，再努努力可以比美国做得还好。”施一公坚定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够回国做一些贡献，通过努力改变中国学术现状和科研教育现状，“这种成就感远比在国外养尊处优、安度晚年要强很多。”

有喜有忧 外才遇“水土不服”

2011年，意大利物理学家朱利奥·基里贝拉（Giulio Chiribella）来北京参加青年千人计划面试，清华大学一长串的研究项目和一群对他的量子信息理论求知若渴的本科生使他感到欣喜。“我被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打动了，”基里贝拉告诉《南华早报》记者，“那是一种别人珍视你、需要你的感觉。”

2012年，基里贝拉成功通过青年千人计划选拔，成为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一名副教授。清华为其提供了200万元的科研补助金、50万元的个人奖励以及医药住房津贴。

在这样的支持下，基里贝拉和他的团队发现了量子超级复制（quantum super-replication）现象，为量子技术应用的理论基础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全职完成为期三年的千人计划要求之后，他在2015年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大学任职。

基里贝拉及其妻子。

现年36岁的基里贝拉表示，他对在中国仅有十年历史且正在发展变化的任期制感到疑惑，怀疑它是否能为其提供一条稳定的学术生涯之路。“对于任期制如何运转、标准是什么以及从中能获得什么保障这些问题，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基里贝拉表示，“我不知道接下来的阶段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巨大的科研压力使他没有时间学习汉语，语言障碍和孩子出世后即将面对的北京雾霾等问题都让他却步。

《南华早报》的报道认为，尽管北京提供的待遇足够优厚，但对于世界上初露头角的科学家来说，前往中国并非主流之选。在2013年千人计划包含183名年轻的入选者的名单上，仅有2个西方的名字。而在2016年公布的最新一批的565人名单上，只有13个外文名字。

报道称，尽管少数前辈称赞他们在中国得到的资源与支持，但文化障碍和缺乏在华学术界的信心依旧将许多非华裔的年轻学者望而却步。

不懈努力 探索新模式吸引外才

《南华早报》的报道还表示，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想要吸引更多高层次的海外人才，不仅仅需要资金投入，并且正在想办法解决。其中之一就是允许外国人运作研究机构和科学学院，以期营造出对外友好氛围，帮助吸引更多顶尖研究者。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化学家杰 西格尔（Jay Siegel），曾在美国、法国和瑞士工作，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掌管一个科技部门的外国人。他于2013年成为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之后，西格尔使英语成为了该院教学与科研的官方语言。

语言障碍消除后，他带来了大约30名全职的外国学者和几个客座教授，包括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弗雷泽 斯托达德（Fraser Stoddart），他在天津设立了一个实验室和特别基金用来支持分析合成研究。

美国化学家杰 西格尔。

中国政府注意到了西格尔的成功。据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消息，在一项2014发布的试行计划中，北京计划在五年内，以西格尔的学院为模版，建成约20所由外国学者管理的科学与工程学院。

据悉，自2008年我国“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４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

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我国对人才的吸引力愈发增强，显示出强大的“人才磁铁”效应。如今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已从2006年的3.15:1下降到2015年的1.28:1，且呈现人才加速回流态势。

“胡润榜”北美出版商伊丽莎白 哈林顿（Elizabeth Harringto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连续多年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速，是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年轻人在中国可以得到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施展机会，对于年轻学者很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