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一靠运气二靠才气

　　二月河30多岁时还是副连，看到身边的同事已是正团，“前途渺茫”的他想到了转业。部队图书室的书也难以“解渴”。

　　带着英语大辞典入伍，他本想学英语，但无语境、无老师，他意识到“此路不通”。因文章写得好，他后来干起了宣传干事，并因此有机会大量读书，《二十四史》就是在部队期间读的。转业到地方，从副科长当到科长，二月河认为文史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副教授后，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写书。

　　当时《解放军报》正在报道军人自学成才的案例，听说二月河正在写《康熙大帝》，就报道了这件事。黄河文艺出版社得知后，来找他谈出版。

　　虽未上过大学，但二月河现在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是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成名后，有关部门要授予他“全国自学成才奖”，他调侃说：“还有成才不自学的吗?”

　　全国各地来找二月河讲课的人纷至沓来，走在大街上，也经常有人认出他来，跟他打招呼，开口就是“二月河老师”，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要用手指掐掐自己，有点疼，然后确信，这是真的。“以前受过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总算熬出头了。”

　　21岁高中毕业，40岁拿起笔写作，二月河在作家队伍中可谓大器晚成。他也说不清成为作家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看来，最终能熬出来，一靠运气，二靠才气。“如果没有冯其庸先生的鼓励，单凭我过去的精神蛮干，80%的可能性要失败。”同时，也跟他的努力坚持有关。“我觉得自己是个写东西的料，可以卖文为生。”二月河笑言，如果只看《清史稿》就能写康熙，那骑自行车也能上月球。“清代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他要看得非常仔细。比如，什么情况下用书面语，什么情况使用民间口语，当时鸡蛋、大米什么价格。”

　　对话二月河

　　雍正矫旨篡位站不住脚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跟之前有何不同?

　　二月河：我们党在从严治党上，如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二十四史中都找不到这种反腐强度。历史上也有过几次大的反腐，比如说像武则天、朱元璋、雍正时期。但当时的反腐，仅限于某个阶层或阶级，某个集团，甚至几个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提出过：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永远在路上等这一系列反腐举动，发动各级党组织，通过人民群众，系统地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

　　也要看到，虽然反腐败已经呈压倒性态势，但这只是阶段性胜利，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历史上看，反腐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走向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努力。

　　记者：为何你对反腐的问题发声比较多?

　　二月河：可能我是个历史小说作家，对这方面题材比较敏感。其实我就是个作家，一个卖文为生的秀才，懂点儿历史，不是反腐专家。

　　记者：你的“帝王系列”小说享誉海内外，但这种历史题材小说容易被人诟病说是在替某个帝王翻案。

　　二月河：这要讲究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结合。打个比方，你到我家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但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灰色还是白色，头发是卷的还是直的，有没有抹发油，戴的眼镜是近视的还是平光的，写的时候可以由我做主。历史人物过了300年后，他穿的衣服鞋子，个性是婉约型、激烈型还是爆发型的，作家可以发挥。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结合得好，后人就会说，你写得像。

　　记者：你之前说过，比较钟爱康熙皇帝，这会不会影响到你在写作时“笔下留情”，其实康熙当时也有不少文字狱。

　　二月河：的确，我是比较佩服康熙的。我看了大量历史资料，他的确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我写的时候抱着比较尊敬的笔法。

　　我判断历史人物通常看3个方面。一是在历史上对我们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起过什么作用。康熙在位时，我国国土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公里，3次亲征准格尔，6次南巡，还平定吴三桂叛乱和解决台湾问题，每个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他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上做出了贡献，所以我不问他的出生。

　　二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贡献。《康熙字典》就是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

　　三是个人的素质和修为。康熙懂7国外语，在数学、地理、天文、文学、书法、医学、音乐方面都有很深造诣，是当时的第一学者，现在学术界已经有定论。我的侄儿去上大学，我问他，老师有没有讲康熙年间有人发明了双季稻，他说不知道。老师不敢讲康熙就是双季稻的发明者。因为康熙是地主，成分不好。

　　记者：雍正皇帝在野史中的名声也不太好，你似乎也替他“翻案”。

　　二月河：清朝没有正史，只有一部《清史稿》，就是对民间一些野史的整理搜集。我原来对雍正的印象不好，因为他抄了曹雪芹的家。如果不抄，留下一个完整版的《红楼梦》不好吗?但也许那样，曹雪芹顶多就是个吟风弄月、懂得一些诗词的公子哥，写不出《红楼梦》来。雍正在位，留下朱批谕旨2000多万字，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啊。他懒吗?所以我们要尊重历史，历史上的传说我们可以听，但不能全信。

　　比如，野史和电视剧中都有提到雍正矫旨篡位，将“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要知道，清朝写诏书时是满汉合一的，改了汉字，改不了满文。所以说，雍正改圣旨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花天酒地、残害他的父亲等，当时社会上就有这个传闻。其实雍正也很苦闷，这么勤政，为国民殚精竭虑，还有人说他酗酒、好色，这和真实的他相去甚远。这应该是康熙晚年，太子们争位引起民众围观，民众们把这些事情写在日记中，成了我们今天的史料，雍正的形象才有些负面。

　　记者：你之前也曾表达过对书价过高的担忧。

　　二月河：是的。多年前一次逛书店的经历曾让我耿耿于怀：那时我的新小说刚出版不久，眼见一个年轻人捧在手上读得爱不释手，却在看到书的标价后犹豫地放下了。所以我对盗版感情很复杂。一套《二月河文集》便宜的卖300多元，高档的要500多元，对进城务工青年来说望而却步。而盗版书只要三五十元，也能读到我的书。盗版对穷人有利。他没有钱不是错，想看书也不是什么罪过，我们的书太贵啦。

　　记者：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年轻人操心买房子，家长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你觉得怎么才能缓解这种焦虑?

　　二月河：我们处于变革时期，产生焦虑情绪很正常。我以前也焦虑过，头发都掉光了。我劝大家要多读书，尤其是历史书，让自己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更加全面、视野更开阔，这样焦虑情绪就会有所缓解。

　　记者：听说你之前出书时稿费非常低?

　　二月河：是的。《康熙大帝》第一卷，我拿的是稿费，不是版税。第一卷千字7元，第二卷千字14元，第三卷千字20元，第四卷千字30元，到了《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时期，千字35元。出版社在当时已经给的是最高了。这种情况贯穿在我整个写作中。这两年版税收入才多一点。外人是按照我的书值多少钱，乘以10~15%，再按照印刷量。这样算，我当然收入高了。我也承认，我在中国作家系列中收入应该说名列前茅，算是比较多的。但我目前还没这个力量，拿出稿费组建一个团队或成立一个基金，来鼓励作家写作。如果将来有条件，我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记者：你会不会鼓励子女也走写作这条路?

　　二月河：子女有子女的事，我们不要把爱好强加给他们。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平平安安，这是他们的福气，是我的福气，也是整个社会的福气。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吃文字这碗饭，他们对文字也没什么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