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已经三令五申要求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总量控制，可是为何一些地区的污染企业仍然“有恃无恐”，偷排直排现象屡禁不止?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一些地方的发展理念仍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北京周边部分地区的消极心态，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对大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文安县的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京津冀的大气污染很复杂，既有北京的责任，也有周边地区包括文安县的责任。可文安县级财政是“吃饭”财政，前几年承接了“污染”产业，到了这一任县委县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谁来分担?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责任谁来承担?

　　这样的想法在当地有着相当的代表性。文安县和满城县的不少干部都认为，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如果不发展经济，既无法提高财政收入、向上级政府“交代”，也难以解决群众就业、提高百姓生活质量。“环保是一个花钱的产业，连‘肚皮’都没照顾好，哪还有多余的钱搞环保?”

　　为了治理大气污染，有关部门多年前就提出要进行空气污染治理的“区域联防联控”。但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北京周边一些地方的干部将治理本地污染、区域联防联控看作是“为北京服务”，并由此对治污抱有抵触情绪。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专家认为，如果不把PM2.5的降低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环首都区域的“联防联控”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北京大气治理迎拐点需“铁腕”施治

　　尽管自1998年以来，北京市连续采取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多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环首都区域大气污染却呈现出“复合性”、“区域性”等新特点，治理工作难度不断加大。

　　清华大学及北京市环保局最新数据显示，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北京多项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2011年与1998年相比，二氧化硫下降77%，二氧化氮下降26%，可吸入颗粒物下降39%，一氧化碳下降58%;2012年北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氮排放量等主要污染物指标均同比下降，并超额完成了年度减排任务。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实施绿色排放，截至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76%，万元GDP能耗达到0.43吨标准煤，为全国最低;在全国率先执行第五阶段机动车新车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淘汰更新15.6万辆黄标车和60.1万辆国I、国II老旧机动车;30座远郊新城集中供热中心替代近千座小型、分散燃煤锅炉。2012年，北京市在能源消费总量增加84%的同时，燃煤消费量下降12%，优质能源比例达75%。

　　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推进，环首都区域大气污染呈现出“复合性”、“区域性”等新特点：污染类型从原来的“煤烟型”向“燃煤烟气+汽车尾气”转变;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发生频率高、范围广、程度重，区域污染传输对北京重污染的形成影响巨大。

　　与此同时，北京面临的另一个新挑战是二次污染问题凸显。除一次污染物外，不同污染源排放的多种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反应，形成酸雨、挥发性有机物等。次污染物，尤其在人口密集的环首都区域表现得更为严重。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介绍说，现阶段我国主要污染物减排的4项考核指标中，与空气质量相关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考核指标未涵盖导致雾霾天气的各种大气污染物以及二次污染过程。“若要实现空气质量根本性好转，各种大气污染物可能都要在现有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排30%至50%。”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郝吉明说，在现有科技、法律、政策下，改善首都空气质量，逐步达到世卫组织环境空气质量第一、第二、第三阶段目标浓度指导值，基本实现城市和重点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至少需要两代人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汉臣认为，美欧空气质量在完成工业化后历经半个多世纪治理才呈现好转，而我国在发展经济同时，要治理环境，面临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必须不遗余力，依靠“只争朝夕”的决心，才能推进大气防治有成效。

　　专家认为，参照欧美人均万元GDP与环境质量“拐点”的关系，我国最快也要在2020年以后才会出现“拐点”，而且前提是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坚定环境优先发展战略，痛下决心、“铁腕”施治，真正将决心、政策和各项措施落实到行动中。

　　三方面因素制约首都大气治理

　　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空气环境质量改善面临着历史总量积累、现实发展需求及周边省市输送等因素制约，治理污染之路并不平坦。

　　“大块头”城市，污染“减肥”难。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积累，北京已成为“大块头”城市：2000万常住人口、520万辆机动车、2300万吨燃煤、630万吨汽柴油消费、1.9亿平方米施工面积……同时，建材、石化、化工等企业排放着大量污染物。

　　北京的地理条件不利于空气污染治理。其地域面积62%为山区，而人口生存及发展所需的生产服务活动主要集中在平原地区，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生态系统对大气自净功能较弱，环境承载力不足，凡遇不利气象条件，能够容纳污染物的大气环境容量便急剧压缩减小，污染物排放量远超环境容量，最终造成严重污染。

　　减排“跑不赢”污染物增量。

　　北京人口大量增加，直接带来能源的刚性需求。机动车、燃煤、工业污染和扬尘是北京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2012年，北京人口总量超过2000万，超出2020年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800万以内的总体规划要求，人口密度过大导致中心城市污染排放集中;机动车虽然实行了摇号购买，但每年绝对增长量仍达到24万辆。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处长于建华说，北京各项污染物排放标准高，有的甚至是世界上最严标准，但基数太大，减排一直是在与增量“赛跑”。只有减排跑赢增量，空气环境质量才能有所改善。

　　首都空气要看周边“脸色”。

　　据了解，京津冀区域燃煤总量一年超过3.5亿吨(北京占比不足7%)，二氧化硫排放强度8.5吨/平方公里，而全国均值仅为2.3吨。河北、天津等省市的外来输送约占北京PM2.5构成的20%，目前所采取的属地治理模式，对于北京来说，难以达到治本效果。(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