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与共:从《豳风·七月》看文明互学之道
中国日报9月4日电(记者 赵旭)五千余年来,中国之存在,始终扎根于深厚而恒久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是一幅由古老智慧、哲学洞见与历史延续交织而成的恢宏图景。这一文化基石不仅在王朝的更替兴衰中庇护了中华大地,更塑造了其身份认同、政治秩序与精神。从孔子与老子的哲学思想,到孙子的战略智慧,再到历代王朝的官僚制度,中国文明的力量源自于一种文化与治道不可分割的传统。正是这种深植的思想遗产与政治秩序的结合,使中国不仅得以延续千年,更在不断适应中始终坚守文明的核心准则——和谐与统一。
这幅画是乾隆皇帝下令临摹的,取材自南宋(1127—1279)画家马和之对《七月》一诗的早期诠释(图片经数字化处理以增强清晰度)。画面自右上角的两位观星者起笔,继而描绘农耕场景,最后以茅屋下的文人雅集收尾。此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当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积极的角色——参与国际政治、推动文化交流,并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与地区动荡等共同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弥合文化隔阂、避免误解与疑虑,显得尤为重要。若要使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尊重,国际社会不仅需要看到其影响力的上升,还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塑造其全球视野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智慧。
这便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怀疑与隔阂依然存在的当下,我们应当如何培育彼此间的理解与信任?其中一条重要路径,便是回溯文明之间绵延已久的互学传统,并在比较中建立起有意义的参照维度,从而揭示价值观、治理理念与哲学思考上的诸多契合之处。
以《诗经》为例。这部被孔子推崇的经典,汇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305首诗篇。其中的长诗 《豳风·七月》,详细描写了农事活动的周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几乎涵盖了一年四季的全部劳作。这种对农事的礼赞,符合"民以食为天"的思想,也契合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根本政治理念。历代帝王借此强调重农、劝农,以维持社会稳定与王朝根基。
宋代宫廷将《七月》的诗意转化为画卷,形成《豳风图》。这种图像化不单是艺术创作,而是具有政治意图的文化工程,用于宫廷、学宫和地方官府,以劝课农桑、宣扬"以民为本"。到了明清之际,《豳风图》已然发展为固定的图像模式,与《耕织图》并行,后者偏重实用农艺,前者更偏重诗意与礼仪象征。清代乾隆皇帝尤为推崇,命宫廷画家绘制《豳风图》,并加以御题,将之作为"盛世仁政"的象征。
这个曾经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符号的意象,后来竟远渡重洋,传至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在那里,它引发了关于农业是否应当作为国本的激烈辩论。正如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史明理所言,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确认这些图像确实源自中国而非凭空臆造至关重要——这种真实性为他们的讨论赋予了分量。史明理在2023年策划的展览《人间天堂:中国江南珍宝展》探讨了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繁荣的历史根源。这一则关于《豳风图》的故事,正是跨文化互鉴在历史中自觉发生的生动例证。
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建立比较框架、以类比弥合隔阂?西方博物馆在举办中国文化与历史展览时所塑造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这些叙事旨在帮助观众理解一个起初看似遥远的世界。
2021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馆藏为依托,举办了特展《幽居有伴 – 中国画中的隐逸与交游》。展览灵感源自策展人史耀华(Joseph Scheier-Dolberg)在疫情期间的个人体验——当社会交往受到限制,他却与旧友重续联系,也由此联想到中国文人画中反复出现的"隐逸"主题。展览揭示了学者与高士如何在孤独中修身养性,同时又格外珍视与知己的精神契合。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何慕文(Maxwell Hearn)曾将中国草书与杰克逊·波洛克的动作绘画作出极具启发性的比较,强调二者所蕴含的近乎精神性的表现力。他把书法的运笔比作网球选手的肌肉记忆——一种本能而富于节奏感的动作。作为左撇子,他甚至在中国艺术中找到个人的共鸣:"古代中国绘画推崇'拙',即一种经过精心营造却看似不经意的质朴。我天生就是'拙',因为我是左撇子。"
正是这种个体化的洞见,使文化交流真正能够触动人心——以人性化的视角,让原本遥远或陌生的传统变得亲近而富有意义。对于肩负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的实践者而言,这一点尤为值得借鉴。
何慕文进一步指出,中国文人画具有两大鲜明特征:其一,政治精英往往被塑造成文士雅人,而非凯旋的武将,这也解释了传统水墨画中鲜少见到歌颂武功的题材;其二,不同于许多西方艺术家——如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依王侯或教宗"订单"作画的大师们——中国文人画家本身即为文化与思想的领袖,并且往往直接参与政务。因此,他们的作品更承载个人精神追求,而非单纯迎合资助者的意志。
在去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古典学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玛丽·伊夫林·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强调了苏格拉底问答法在西方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并与儒家寓言式教学传统相对照。她引用孟子"牛山之木"的故事,阐释了儒家关于人性本质的理解。塔克认为,儒家教育方式不是借助于辩论,而是寓言——这一方法植根于农耕文明"师法自然"的传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中庸之道"与中国儒家"中庸"理念不谋而合,两者皆强调平衡与适度,作为道德修养与和谐人生的关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中庸"至今仍是当代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
若要让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思想贡献,其文化与哲学必须通过真正的全球视野加以阐释——既吸纳中方与西方学者的智慧,也揭示中国思想的独特价值,凸显其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契合之处,更展现其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广泛适用性。
跨文化交流并非当代才有,而是源远流长的传统。当这种思想与价值的契合被展现出来,互学互鉴的必要性便无需多言——它自然而然、清晰而有力。在共享这一遗产的过程中,全球社会将不再以分歧与猜疑为基调,而是以尊重、互惠与合作,共同迈向新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