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过年--中国农村的30个春节》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两个月。这本书以中国农村改革40年为主题、以春节为题材、以图片为载体。这本书以纪实为风格、以原创性见长，以《低谷》、《转折》、《温饱》、《发展》、《小康》五个部分组成。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张图片都配有一篇文章，用图文互补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中国农民是怎么过春节的，这40个春节有什么变化?揭示中国农村为什么要进行改革，改革是怎么样发生的，这场改革给农民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变化，这场改革的意义何在?是一部用照片说话的农村改革“史记”。更多的是向人们揭示过年的文化意义。

　　最近，《中国摄影家》杂志以10个页码介绍这本书。

　　这本书已经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从《过年》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机密”

　　---- 《过年--中国农村的30个春节》之“概论”

　　李锦

　　1978年的农民过春节。

　　这是一本以农民过春节的镜头反映改革开放40年的书。我是1971年4月在部队拿起照相机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专门跑农村，很多照片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后来拍得少些，但对中国农村的变化一直是关心的。每到过年的时候，便往农村跑。今年春节，我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专门下去看农民过春节。于是，便有了这本《中国农民的40个春节》。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从中国农民的40个春节看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显然是最有说服力的角度。

　　从1978年到2008年，40个春节过去了。过去的40年，在中国历史上将被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留下来。改革开放，改掉什么?革掉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形态出现。改革开放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从春节里能看到什么?这是我这些天思索的问题。

　　2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大转折的瞬间》。开头一句话是“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 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农民被认为是“历史的弃儿”。然而，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后来则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利用蒋介石集团欺压和剥削农民而使农民吃不饱饭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把千千万万农民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将西方人认为的“弃儿”视为革命主力军，领导他们夺取政权。邓小平则依靠和组织农民的力量，掀开改革开放的大幕。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最基层过春节，使得我对改革开放有着异常清晰的感受。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农民过春节的悲惨状况一直笼罩着我的心境。现在回过头来，再自己拍的《饿昏的妇救会长》、《年关》、《等待救济粮》、《养儿不如养鸡》、《搬块石头当凳使》等，我自己亦感到眼眶发热。也使我再次感受到那种严寒中的酷冷。在这去的40年里带着照相机，在黄河流域的乡村过了二十多个春节，在长江流域的的乡村过了七八个春节，在珠江流域的的乡村过了三四个春节，又在西藏高原过了几个春节，拍摄的大部分是从古历二十三到正月初二发生的事，也有拍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因为要反映农村改革的过程，在《转折》部分，把时间延伸至秋后的政策兑现和第二年的春耕生产，跨度稍长些。比如说，中国第一个用图片报道万元户的过程，《万元户的发现》在这里便有具体的记录。

　　这本书中，最精彩的照片拍自1976年到1982年。不是说我的摄影技巧有多高，而是这五六年是中国农村变化最大的时期。在改革前，我们面对的是在整体上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家庭是基本的生产与消费单位，国家种种调整与生产力实际状况严重不适应。政治上剥夺农民的民主权利，经济上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对“左”的一套，农民深恶痛绝。他们反抗的办法是消极怠工，“干部打破钟，社员不出工”。这种全国性的怠工，使得集体化的优越性很难发挥，人民公社体制演变为僵死的形式，丧失了活力，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

　　于是，在毛泽东去世不久，中国又一次农民革命爆发了，爆发的核心地带便是陈胜、吴广、刘邦、张角、李密、黄巢、宋江、朱元璋等发动起义的黄淮海大平原的结合部。这场革命实际上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场冲击，方法近似历史上的“秘密结社”，开始也遇到强烈的反对与抵制。然而，开明而睿智的邓小平支持和引导了这场农民革命。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从农民吃饭问题入手，把亿万农民组织起来，使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以冲天的热情把力量投入到土地上，最终创造出符合广大农民意愿、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解决了20多年争来吵去，党内为此发生过多次严重斗争而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这场改革的核心地带奔走，耳闻目睹这场变革。在黄河岸边看到土改时曾舞过龙灯的一帮老汉在推行“包产到户”的第一年再次舞起长龙，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心潮难平，深知邓小平已经赢得了农民的理解与支持。